中共十八大以来，如果要在大中华地区评选一个最得意的城市，非深圳莫属。从习近平总书记履新首访深圳，到大区机构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设立深圳，到李克强总理年初到访深圳为创客点赞，到前海自贸区获批，再到中央委员马兴瑞主政深圳，再到各类城市排行榜为深圳密集加冕，在风头上，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城。
而如果要评选一个最失落的城市，一定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从一地鸡毛的“陆港风波”，到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到李嘉诚撤离香港，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强硬表态，再到各类评估机构频频唱空香港……香港，这个曾与纽约、伦敦并称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在中国大陆全面崛起的黄金时点，却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淖，成为一个踌躇不前的问题儿童。
2016年，对于深港两城来说，可能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港珠澳大桥如期通车，一件是深圳GDP将首次超越香港，完成一次黄金交叉。港珠澳大桥的单Y方案曾被坊间普遍解读为香港边缘化深圳的意图，如果这一猜想属实，那么在这座大桥通车之日，后者将是深圳给予香港的一份意味深长的回礼。
深圳真的会超越香港吗？按照中国社科院最新的一份蓝皮书，深圳在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标上首次超越香港，这是“深圳超越香港”的最新论据。但不少学者认为，光看这一指标有失偏颇，该指标中的新兴产业与科技创新正好是香港的短板，而如果比及传统金融、专业服务、总部经济、国际影响力，深圳与香港还有不小差距，说深圳全面超越香港还为时过早。
不过，在整体观感上，深港两城，一个稚气未退却朝气蓬勃，一个身躯伟岸却老态龙钟，已是不争的事实。新秩序必将战胜旧秩序，如果香港继续踌躇不前，深港异位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要理解深圳与香港的此消彼长，必须了解国家新一轮的区域战略大调整。如果说胡温时代的战略重点在天津、西北与东北，那么习李时代则将重点再次调整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这从习李频频到东部调研、海洋强国概念的提出，以及自贸区聚集东部可以得到印证。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地区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先富起来”，那么今天，其承担的使命则是“先走出去”，把中国的产业与资本输出去，以抢占世界产业链的制高点，维持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干年后还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些世界级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也仍然处在中下端，中国要具备可持续的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产业。经过30年的外向型发展，传统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与外需萎靡的双重夹击，东部地区的增长引擎已然放缓，东北地区几乎全线坍塌，中西部地区的增长虽然可观，但因循的仍然是旧模式，其前途不明。举国四望，唯有改革故地深圳带有一丝亮色。
凭借着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大疆、招商、平安等创新型明星企业，“深圳制造”可以代表中国去竞争全世界。今天，深圳是全国上市公司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民营科技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目前全市已有180多家企业在A股上市，且大部分为科技类，这一数据北京约是230家，上海是200家，排在后面的广州、杭州、南京则在100家之内，还不如深圳南山一个区的数量。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下行与转型升级的两难时刻，房地产、央企、五百强都撑不起中国的未来，唯有深商为代表的创新型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指明方向，这便是深圳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与深圳不同，香港的崛起与繁荣因循的则是另一套逻辑，一言以蔽之，它承担着中国国际贸易中转站的功能使命。这一使命，最早是由广州担任的，明清两代的中央帝国为了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只在南方的广州港开了一个小口，“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的繁荣至极。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取代广州的地位，变身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上海因此迅速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时势易转、斗转星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全面转向计划经济体制，上海也从一个商业与贸易城市被人为地扭转为工业城市，香港轻松地接过上海的接力棒，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唯一通道。“一口通商”再次成就了一个香港奇迹，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一跃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其风头甚至超过20世纪初的上海。
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京与新加坡的崛起，香港一枝独秀的日子虽不再，但仍然是远东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真正给香港以重击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崛起。改革开放30的中国大陆，已全面拥抱世界，贸易中转站的功能使命不再是香港独享，香港之于中国大陆的“利用价值”大打折扣。
香港的航运与贸易功能已经被上海与深圳超越，金融功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上海的强力挑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全面拥抱世界的今天，香港必须把它曾从上海那里接过的接力棒重新还给上海，这是由国家意志所决定的，香港无力扭转乾坤。对外折戟，回到内部，香港还面临着一场产业空心化的危机：若失去金融与航运地位，香港竟然找不到新的产业支撑。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大转移，香港直接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服务业中心城市，先进制造业与新技术产业还没有来得及萌芽，就被金融、贸易与房地产挤占。今天，香港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90%，第二产业占比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香港与新加坡一样其实是一个城市经济体，其高端服务业不像纽约与伦敦那样拥有一国之经济腹地作为依撑，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在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同时仍然保留有较强的制造业，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超过20%。换句话讲，纽约、伦敦，甚至北京上海都可以不要制造业，但是香港不能没有，否则就面临“退无可守”的尴尬，除非香港与珠三角能够全面打通，让珠三角成为香港的经济腹地与产业基础，其产业空心化的危机才会不攻自破。
在此意义上，广东自贸区对香港来说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粤港澳三地能够依托自贸区全面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香港即便失去了中国大陆，也仍然可以退守珠三角，成为珠三角的真正龙头，正如上海之于长三角，二者争雄，胜负亦未可知。不过，香港面临的新问题是，经过30年的发展，珠三角的地缘经济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广州深圳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而是可以与师父叫板的经济巨子。香港能否重新统领珠三角，即便排除制度隔阂，也仍然是一个问号。
因此，香港的真正尴尬在于，如何处理于珠三角的关系。如果说被新加坡与上海超越，那可能只是面子上的问题，但如果被深圳全面超越，那将是一次滑铁卢式的溃败。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在一个城市群内部，第一名与第二名往往存在着结构性的差距，这将直接影响资本、人才与产业在这个城市群的布局。香港如若破局失利，将可能沦为珠三角的二线城市。
粤港融合、深港争雄，事关国家区域经济的重新洗牌，而在遥远的北京看来，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深港双城，因一水之隔，两种意识形态在这里交融、交锋与较劲，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一天，前者全面超越后者，会否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北京当然对此乐见其成，但香港的复杂性在于，它还关乎“一国两制”那个著名的实验，如果香港全面溃败，台湾问题可能会归于无解，北京在国际上的面子也不太好看。
所以，在深港争雄这场世纪竞赛中，深圳不能输，香港亦不能败，两者都关乎北京的面子。究竟谁胜谁负，只有北京说了算，但北京可能还没想好。（本文转自凤凰城市全球城市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