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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TPP、资本帝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

有关TPP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本文转载自2015年5月19日《联合早报》,作者系我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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